<< 清 铜鎏金弥勒菩萨立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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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胎掐丝珐琅就是大名鼎鼎的景泰蓝,于元朝传入中国,开启了元明清三朝宫廷的景泰蓝时代,久历五六百年而长盛不衰,常伴帝王左右。本件拍品就是元朝宫廷景泰蓝制品,其存世罕见,足以与元青花相媲美。时至今日多为清宫旧藏,或由于历史原因流散出宫而珍藏在海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往往视若珍宝,能进入拍场者更属凤毛麟角。本品可与清宫旧藏一件元朝掐丝珐琅簋式炉作对比,两者无论造型、纹饰还是工艺基本一致,可兹参考。 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簋之式样,肃穆典雅。器身敞口、束颈、圆腹,下承高圈足。颈部立体圆雕双兽首,口衔半环为耳,威武昂扬,气度从容。器身以掐丝珐琅工艺为饰,以宝蓝色釉料作地,色调呈现沈郁静穆之感。口沿、肩部、器足、器底各留一周鎏金线为界,颈部以黑色珐琅为地,上掐丝扁菊纹,黄、红、蓝、白等色彩丰富;腹部缠枝莲纹,莲花硕大饱满,强化花卉而弱化枝叶,使得莲花丰满而华丽,呈现雍容高贵之姿,枝叶卷曲交缠,相互联属,繁密穿插于画面空疏之处,使二者富于连贯性又过度自然。胫部饰以卷草纹,这也是元朝极为流行的纹饰之一。元代的植物纹样富有旺盛而繁茂的跃动感,象征着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圈足内浮雕双龙纹,龙纹身姿矫健,龙身灵活多变,中间减地阳文“大明景泰年制”六字三行款,刀法犀利文字颇具力度。 此件拍品与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清宫旧藏掐丝珐琅簋式炉如出一辙。两者的造型与工艺以及纹饰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并且圈足内也是双龙纹,中间为“大明景泰年制”款。为何是元朝,但又书“大明景泰年制”款呢?且听一一分析。 我们知道,每个时期的器物有每个时期的特征,这就是文物鉴定上的类型学。从造型上就可以明显看到,此件掐丝珐琅簋式炉的造型当出自宋元。我们可以跟四川遂宁南宋窖藏出土的一件青釉簋式炉作对比,把掐丝珐琅簋式炉的口和底去掉,两者造型基本一致。所以现在学者一致认为这种掐丝珐琅簋式炉的口底为后配,而器身为元朝。 再比如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元代景泰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尊,如果把它的上部和底部去掉,只剩中间的这一截,跟上海博物馆的元青花罐做个对比,它们之间的造型和纹饰都非常相似。因为有相应的元代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的掐丝珐琅罐,其余上下均为明代改制。这已经成为文物界共识。 但为何要出现改制呢?这个问题已成为历史悬案,不排除明初政治上的诉求,明初政治高压,反元情绪强烈,明初的文人不愿认定这种创新艺术为元代人所为。所以明清以来文人和收藏家都一直认为青花是永宣时期创烧,而景泰蓝为景泰时期创烧。故宫博物院有一些诸如本拍品圈足下署「大明景泰年制」款,但釉料及制作工艺时代特征明显,关于此器之署款与器身年代之错差,杨伯达先生曾著《景泰款掐丝珐琅的真相》一文加以阐述,并得出“景泰款掐丝珐琅中的绝大多数款识是后刻的,但这些掐丝珐琅的生产时期则比后刻景泰款的时期早得很多”这一结论。 珐琅工艺发源于古地中海文明,长时间流行于欧洲;与中国结缘,始自“蒙古西征”。十三世纪蒙古远征军横扫欧亚大陆,从中亚地区带回大批手工匠人,输往后方。掐丝珐琅工艺的烧造技术和主要原料随工匠进入中国,在元末明初之际悄然生根。掐丝珐琅,又名“景泰蓝”,其做法是以细而薄的铜丝掐成各种图案,粘于铜胎之上,再根据图案设计要求填充各色珐琅釉料,入窑烘烧,重复多次,待器表覆盖珐琅釉至适当厚度,再经打磨、镀金而成。掐丝珐琅自元朝便从西亚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这种工艺带着伊斯兰教艺术繁复绵密、蟠曲虬结、极重线条和设色的装饰性特点,但一经传入中国,便与我国已有的金属制造工艺、镶嵌工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传统工艺美术品。 而与一般工艺皆为官民共享不同,掐丝珐琅工艺,从元代传入一直到清代中期,这期间仅为宫廷服务,虽然有扬州、广州两地也为其生产,但所有制品要悉数上交。因此这一时期皆为为皇家所享用之物,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尤其元朝景泰蓝,由于受到历史原因和文献记载的局限性,正如同之前的元青花一样,经历着一个由不识到闻名世界的认识过程。现在元朝景泰蓝可谓是价值洼地,2017年北京东正一件与本场拍品几乎一致的元朝掐丝珐琅簋式炉以230万元成交,这个价格还是很低,如再出现价格想必更高。众所周知,元朝国祚不足百年,流传下来的器物本就很少,况且这类融聚元朝宫廷审美和中国传统文化而成的高规格器物,势必将大放光彩!
明
掐丝珐琅 - 双兽耳簋式炉
缠枝莲 年款 官造 双兽耳 景泰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