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立像 |
浏览数: 437 | 清早期 铜鎏金莲花手菩萨坐像 >> |
此式瓶体,其造型源于中亚地区金属执壶,永宣时期以青花瓷仿制,后经锐意创新,去掉壶嘴与壶柄,形成现有样式。因其形似洗衣时捶用的木棒槌,故又名棒槌瓶,但又与康熙、雍正时期常见硬、软棒槌瓶不同,其颈部更加细长,从造型来看宜作花器。 瓶直口,长颈,折肩,筒身,近足下收,圈足。全器满布青花纹饰,口沿、肩部、足墙处均饰青花缠枝卷叶纹,肩下饰莲瓣纹,上腹部及足颈部环饰折枝花叶纹。颈部缠枝边饰之间绘缠枝牡丹,瓶腹缠枝花边饰之间,十个相隔的长方形空间内绘串枝花卉纹。串枝纹是以线条纵向连接的独立纹样,用在长腹造型器物的腹部也很得体。整体纹饰布局合理,层次有序,繁而不乱。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拍品青花发色稳定,妍丽鲜明,悦目动人。绘制纹饰精细,枝叶婉转秀美,花卉艳丽雍容,体现了官窑制器严谨考究的高超水平。 不过此类瓶体的样式起源却并非源自中国。元代,由于蒙古人的骁勇善战,版图扩张得极为宽广,最西端已经抵达波兰、匈牙利,对整个亚洲进行了全面征伐,使这一区域内的贸易变得更为畅通。此外加之蒙古人重视手工业生产,利用从中亚地区带回来的钴料与中国的瓷器相结合,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元青花瓷器,并通过贸易的方式使之远播海外。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地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取“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理想世界。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继续执行父亲朱元璋的外交政策,以“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大明王朝出现一个为前代未曾有过的太平天下、万国咸宾的盛世。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的庞大舰队不仅发挥了沟通域外的作用,更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达到一个高峰,而明初地景德镇青花瓷边成为这一交流中的载体。 这些瓷器中,不仅有中国烧造的具有传统式样的青花瓷,还有许多融入了郑和在多次下西洋过程中,沿途各国常用器物相类似的青花瓷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永乐 青花花卉纹执壶”。这些造型一方面是作为明代“锐意通四夷”的见证,因其具有强烈异域特色,而被明代御窑厂以瓷器仿制,作为紫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更多的应该是作为 “怀远以德” 对那些朝贡国的赏赐。 而真正把这类带有异域文化的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的是雍乾时期,其中雍正更加强调瓷器的设计和制作要遵循“精细文雅”的原则,因此在仿古瓷器上也同样只是在纹饰上做细微调整。而乾隆时期,有清代最重要的督窑官唐英亲自榷陶,大胆变革,将一些原有的瓷器样式推陈出新,使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焕然一新。其中就不乏之前提到的执壶。横向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乾隆 青花花卉瓶”几乎完全承袭了永乐执壶的基本造型,甚至纹饰层次也颇为一致,只是将壶嘴、执柄以及壶盖省去,这种化繁为简,也正是唐英作为乾隆时期官窑制造者的高明之处。作为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同的拍品,它比永乐时做得更为细致,不仅将原本的腹部由八瓣凸棱改为十瓣,口沿处也增加了绘画层次,使整体更为和谐。 可参考:2012年年底佳士得在香港秋拍时,一件与本拍品几乎完全相同的“清乾隆 青花花卉纹蒲槌瓶”以242万元港币成交,就是最好的例证。
清 - 乾隆
瓷器 - 纸槌瓶
青花 官窑 年款 花卉纹 折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