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 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 |
浏览数: 358 | 现代 仿宜兴窑紫砂御题诗松树山石图壶(《邵春元制》款) >> |
印箱与一般黄花梨家具及文房器不同,作为古时贮藏与盛装印玺一类的文房专用器,历来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此件印箱造型极为典雅,整个印箱除底座下衬板与印池中两处使用铁力木制作外,其他位置均以黄花梨为材。底座采用了“鼓腿彭牙”的样式设计,并带有四方托泥,这种式样最常出现在 “宝座”一类的家具底部,除起稳固家具的实际用途外,还具有极佳的装饰效果,使家具显出庄严厚重的艺术效果。底座牙板为壸门造型,牙板上部又设有托腮,这样的做法会使底座的造型更显端庄,做工也更为考究。托腮上束腰处四边浮雕海棠形鱼肚门,底座最上部的平台周围做成冰盘沿造型,与托腮相互呼应,显得更加整体。 台座上立望柱,柱头上雕覆仰莲花,四角处望柱间抵夹栏板,四面栏板均浮雕夔龙纹,而栏板下方同样设置了壸门样式的牙板,使整个上部空间,与下部空间相呼应,增加一份空灵之感,不至憋闷。而在每边正中,不设栏板,可通达四方。围栏正中以四块黄花梨板合围成一正方形印池,其大小标识出所贮藏印章的印面尺寸。印池上另设盝顶式函盖,以天覆地形式包裹住整个印池。函盖各面板均以黄花梨独板为材,其各侧面雕饰有夔龙纹,顶部更是雕刻有夔龙捧寿图案,所雕刻的夔龙,龙身如游动般富于变化,且无纹处铲地平整,十分难得。 夔龙因其尾部常常有分叉呈卷草状,因此在民间俗称为“草龙纹”,为明清时期常出现的经典纹样。而夔龙造型随时代的变更也时常变化,明代常见为身体兜转,画圆圈状,尾部开叉,因此常称“卷草龙”,至清代,尤其是中期,龙身逐渐由圆变方,到乾隆以后,逐渐转变成拐子龙。 对比去年保利春拍中的一对明末清初时期的黄花梨螭龙捧寿纹万历柜,其中上部柜门镂空处的龙纹形象十分相似,两者最显著差别仅为浮雕与透雕工艺,这更多的是由于万历柜设计的需要,因此通过龙纹的变化横向对比,也可知这件印箱的大体年代,不会晚于清代早期。 明代印箱,多为方形盝顶式,因印玺多作方形,印钮总小于印身,故把函盖造成盝顶式是完全合理的。直至清晚期,印匣还保留着这种形式。清代帝后的印玺皆备有印池,作为存放印玺之用。再用贵重木质,乃至银、金制作印玺盒,成为一套印玺存放用具。 对清代时期,乾隆帝曾对贮藏于交泰殿的39方玺印,进行过梳理,并撰写《国朝传宝记》《印谱序》《五朝册宝尊藏太庙礼成论》《匣衍记》《交泰殿宝谱序后》,对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标志的国家御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最终厘定出二十五方宝玺,并对每一方的作用进行明确规定后,仍存于交泰殿。通过交泰殿的宝匣,我们不难发现,在最为庄严的印箱底座上是会设置栏杆的。 通过查阅《故宫经典——明清帝后宝玺》,乾隆钦定的二十五玺中,印面尺寸最大者为19厘米的“广运之宝”,而在这二十五玺中最小者为“皇帝尊亲之宝”仅有6.8厘米见方。此件印箱印池部分的尺寸,大概在20公分上下,又以黄花梨精心制作,所存放之物,非一般私人印章所能比拟,应为玺印级别。 而在官方资料显示中,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制作的碧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 ,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此印印面为22.5厘米见方。其印箱底座同样为须弥座,而在盖子五面均雕刻有云龙纹,但其所用材料则为檀香木制作。由于此类拍品在历史上制作较少,而且多为官方贮藏,在市场上流通的几率很小,对比案例并不多见。我们仅拿2013年中国嘉德秋拍中的一件明晚期紫檀盝顶小印匣作为比较,其尺寸更小,仅为10余厘米,制作工艺也更为简单,且无台座,但成交价却已创出人民币46万元的高价。
清 - 早期
木器 - 印箱
黄花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