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 官造 铜雄威阎魔立像(《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带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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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官窑碗为雍正仿前朝官窑的名贵品种。碗敞口,深弧腹,圈足,足底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青花楷书款。碗外壁饰填红釉三鱼纹,釉里红发色稳定完美,如宝石般晶莹明亮,采国画写意之笔法涂抹鱼纹,挥洒自如,鱼儿如悠然游弋于水中,跃跃欲动,深得水墨之风骨,极具艺术魅力,又似一抹浓重朱砂坠入水中,色彩极为夺目。其碗胎釉皆为雍正御窑中的上品,胎质轻薄细腻,釉面匀净肥润,如上等羊脂白玉一般,与红釉结合得天衣无缝,二者融会贯通,昭示着皇家制瓷工艺的最佳风范。 通观古今,鱼文化无处不在,且影响深远。禅宗典故,多以鱼为题,佛器木鱼,可聚僧尼,礼佛颂经,参悟禅意。道家尚鱼,所谓鲲鹏之志,意在追求自由,万法归真,逍遥无忧。儒家着论,鱼意登科,跃龙门,仕途锦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 瓷碗上的三鱼纹及相关之三果纹,冰清秀雅,简素无华,历代不曾多见,属宫廷御制上乘之作。铜红器,制作不易,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窑火熄时,赤窑初开,见鲜红艳美,似朝霞,仿佛天际一抹烧云者,方为上品。此类艺风,清唯雍正,举之品瓷论春秋,艺海观涛时,梦溯前缘。 而釉里红器,元代已始烧,所饰红色,有让人惊艳者,如1980年高安县江西第二机床厂出土的元代窖藏中的釉里红开光花鸟纹罐,发色极佳。但这一时期更多见者则是成红斑状。如与前者同时发现的元代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高足杯,即是如此。洪武继之,朱元璋为其称帝以后得名,璋为祭南方之礼器,而南方主火,色尚赤,因此其对红色钟爱有佳,釉里红瓷器,在洪武一朝大量烧造,惜此时刚经历改朝换代,匠人四散而去,因此这时期烧造的釉里红,色终不稳,有烧造温度过高,致使色晕散乃至挥发者,更多见的是色泽灰暗,未发色者。以致真正色浓而佳者,为数寥寥。 至永乐一朝,景德镇御作兴盛,方见正色佳品。这一朝,釉里红、铜红釉器,烧制严格,筛选苛刻。正如此,御出之品,日趋成熟,渐达官器标准。此时御窑,属创烧阶段,各类新品辈出,精者留,不适宜者,即刻停废。经反复试烧,铜红釉所用之料较釉里红料,效果更佳。时之匠者,遂以釉代彩,或于两层透明釉间,着笔抹红,绘出纹饰,因此,此类瓷器又有“填红釉”之称谓。继而试作新器数类,但有次品,就地弃之。既有前朝基奠,宣德瓷匠,渐通铜红火性,需少纹寡饰,方得窑开色正。遂见时之杯、盌、高足等器,或饰三鱼,或绘三果,余部皆素白无纹。宣朝铜红,鲜艳灵活。此后成化至正德时期偶有烧造,但更多则以釉上矾红代之,嘉靖以后干脆停烧。 入清后,康雍乾三朝多有仿制,康熙帝入主中原后,先是稳固江山,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在瓷器烧造上以朝廷大员,作为督窑官,促进陶瓷生产,恢复并创新如郎窑红、豇豆红等一批高温铜红釉,为雍正慕古之风,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而雍正,则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其所选皆为历朝历代之名品,格调极高;此外自雍正六年,唐英入景德镇御窑厂协理窑务后,利用九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坯房窑厂,和陶工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参加绘画等,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终获皇帝信任,同时技术也愈发成熟。据唐英在雍正十三年撰写的《陶成纪事碑》记载,这一时期,烧造的“仿宣窑霁红,有鲜红、宝石红两种”,而在碑文后面有提到,雍正御窑品种有“一仿宣窑宝烧,有三鱼、三果、三芝、五蝠四种”,通过与传世品的比对,如南京博物院中就有雍正时期烧造“三鱼”“三果”“五蝠”三种釉里红,后文中“宣窑宝烧”,即指前文中“宝石红”品种。 如细观此碗,会发现此碗白釉部分颇为平整,而三鱼部分釉面有微微隆起,且釉面颇为紧实,如橘皮之感,此为雍正时期官窑瓷器独有之特征。亦可看作是“填红釉”名称由来之本。雍正一朝对前朝名品的摹仿已臻化境,对比同样技艺高超的乾隆瓷器,更多了一份格调高雅的审美情趣,此件作品即使在雍正朝琳琅满目的仿古佳作中都可名列前茅,不仅达到了形神合一,所仿永宣之器几可乱真,如此杰作,极有可能出自唐英之手。 也正因此,此类瓷器的传世佳品并不十分常见,最近一次出现类似的拍品是2021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拍的“清雍正 釉里红三鱼大碗”,成交价在百万元以上,而所购之人,必为慧眼独具之行家。
清 - 雍正
瓷器 - 碗
官窑 釉里红 年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