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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数: 658 | 康熙 青花花鸟纹花口杯、青花花鸟纹杯共四只(花押款) >> |
此钵敛口,弧腹下收,平底无釉。与宣德相比不遑多让。其器形饱满,胎质白皙,釉面厚润,所用青花发色醇正浓郁,钵外口沿装饰有缠枝灵芝纹,近足处绘制有莲瓣纹,中间画一圈缠枝莲纹,里心于双圈中描有折枝扁菊纹,皆为永宣时期常见之纹饰,画法也为永宣时期青花瓷器绘画风格,青花点染的方法,模仿苏麻离青的凝聚料斑,局部再进行加重,效果惟妙惟肖。平砂底无釉,修底细腻圆润,抚之如肌肤,质感极佳。 元代,由于蒙古人的骁勇善战,将其版图扩张的极为宽广,最西端已经抵达波兰、匈牙利,对整个亚洲进行了全面的征伐,但也由此,使这个区域内的贸易变得更为畅通。此外蒙古人重视手工业生产,因此利用从中亚地区带回来的钴料,与中国的瓷器相结合,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元青花瓷器,并通过贸易的方式使之远播出去。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外交史。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从侄子建文帝夺得政权之后,继续执行父亲朱元璋的外交政策,以“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大明王朝出现一个为前代未曾有过的太平天下、万国咸宾的盛世。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的庞大舰队不仅发挥了沟通域外的作用,也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景德镇明初青花瓷成为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最值一提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发生在永乐时代,是从永乐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之间,均为朱棣直接干预的活动。朱棣本人在对外交往中推行的是“厚往薄来”的怀柔之策,根据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得知,在当时输出的大量瓷器中,青花瓷是主要品种之一,这其中除了少部分作为给予当地上层的礼物外,大部分瓷器是在海外进行贸易之用的。当年下西洋经历亚、非大约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大都是港口,这些地方大都发现有青花瓷的出土。 而这些瓷器中,不仅有中国的中国烧造的具有传统式样的青花瓷,还有许多融入了郑和在多次下西洋过程中,沿途各国常用器物相类似的青花瓷器。这些造型一方面是作为明代“锐意通四夷”的见证,因其具有强烈异域特色,而被明代御窑厂以瓷器仿制,作为紫禁城一道亮丽的风景,更多的应该是作为 “怀远以德” 对那些朝贡国的赏赐。 对于这类瓷器作为赏赐品的判断,还有一个较为简单的判断,我们会发现这些瓷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底足处不上釉,且未做圈足旋削,这种平切足,或凸底样式,在唐代以后的瓷器上几乎不见踪影。而这些特征则在金属器上会大量出现,而永宣继以仿之。 而真正把这种带有异域文化的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的为雍正官窑之风尚,雍正曾下旨强调瓷器的设计和制作要遵循“精细文雅”的原则,所以雍正一朝的官窑瓷器在艺术气质和风格上,就显得格外精细高雅,注重细节品质。精心描绘的缠枝花纹在花叶的比例上与画笔笔触上做了微妙调整,使原来粗重奔放的永宣风格变成细腻规整的雍正样式。慕古而不泥古,继承而不忘创新,正符合雍正官窑瓷器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美誉。 因此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单拿这一类带有异域风格的青花器,我们就会看到,雍正时期官窑中对其仿造可谓是蔚然成风,不论是永乐、还是宣德时期,都可以说做到惟妙惟肖、极近真品。 而此次拍卖的这件缠枝莲纹敛口钵,在故宫宣德藏品中找到母本,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册第133页,无论是造型,主体纹饰,包括里心双圈款的折枝花卉,和胎底的处理形式,都与宣德时期的器物高度相似。 这样的藏品,一旦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价格都极为可观,类似的藏品,在去年年底保利秋拍中就有呈现,雍正青花折枝繁花瑞果纹钵式卷缸,成交价达1200万余元。而此件敛口钵,完全模仿宣德风格,整体状态又十分良好,可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清 - 雍正
瓷器 - 钵
青花 官窑 缠枝莲